北京禁限目录中布局分散的一些行业,“抱团”落户到河北的一些县域,“无中生有”地催生出一个个新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近日,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武义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他在调研中发现的这一现象。
在乐亭,华北康港钢构有限公司原是一家北京企业,与十几家同类型的北京企业一同疏解搬迁至唐山乐亭,现在车间满负荷运转。如今,像它这样的钢结构及建筑支护装备企业,在乐亭经济开发区已聚集了52家。近年来,乐亭县积极承接京津建筑支护装备产业转移,形成了专业的建筑支护产业纵向供需链和横向协作链。
在汉沽,有一家优驰(唐山)展览有限公司。该公司之前在北京顺义区的新国展附近,主要业务为会议会展现场的布展设计和搭建制作,2017年迁往唐山汉沽。选择汉沽,是因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地方政府在企业落户投产方面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如今,这里建成了国际会展产业园,有22家会展企业入驻,大部分是来自北京的外迁企业。
在香河,近2000家北京石材商户落户香河石材城,客户群体主要面向北京的个人消费者和家具建材市场。这里建成了京津冀地区石材展示交易平台,集消费者“一站式采购”及批发商“关联采购”为一体,形成了大规划、大配套、大集群的新一代体验式市场。
“过去在北京,这些企业分布都很分散,如今‘抱团’落户河北各县,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实现了集群化集约式发展。”武义青说,通过专业化园区和当地政府的帮助,这些外迁的北京企业,把相关资源整合起来,加强业内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产品互补、平台共用,畅通产业链企业之间供需对接,变单独采购为集体团购,进一步压缩了采购、运输成本。园区企业依托人才优势,在信息共享、展会搭建、生产成本等方面发挥集约化优势,形成了“京津创意设计、河北县域生产转化”的模式。
“这种模式为京津企业提供了聚集效应,同时这种聚集效应也为承载地带来具有特色的县域产业集群,企业和承载地实现了双赢。”武义青认为,“抱团”落户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是因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发挥作用。
一方面,政府主动作为。北京在“推”。针对非首都功能,北京制定了禁限目录,推动此类产业升级转移,不仅实现了“瘦身”,而且可以在腾退出的土地上布局符合北京定位的功能(如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腾笼换鸟”,做到“健体”。河北在“引”。近年来,河北各地完善园区功能,改善营商环境,优化支持政策,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形成了集群效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了河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北京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牵住了“牛鼻子”,不仅疏解了存量,而且拓展了企业发展的空间,同时助推了河北县域经济的集群化发展。
另一方面,顺应了市场规律。从北京方面看,此类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生产要素成本较高,企业回报率较低。从河北方面看,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生产要素成本较低,而企业回报率较高,特别是毗邻北京的地方,区位、交通优势突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由成本高的地方(京)流向成本低的地方(冀),企业回报率提高,产业竞争力增强。
另外,中介组织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加强了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纵向联系及良性互动,促进了北京同一产业链上众多企业的“抱团”转移及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产业园区的形成。集群效应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又吸引了天津等地的同类企业落户河北相关县域,进一步增强了县域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武义青认为,这种跨行政区的“政府+市场+中介”的协同模式,跳出了在各自行政区范围内谋求发展的传统思维,找到了寻求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新路子,通过融合发展,促进了产业质的提升和量的扩张,实现了疏解地和承接地的共赢。这种模式对于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疏解地在更宽领域、承接地在更大范围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