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十年间,京津冀三地政府坚持把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作为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统筹兼顾、科学谋划,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精尖产业,不断做强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强化协同平台、优化创新机制,推动京津冀现代化产业生态迈向更高水平。
十年回顾 现代化产业培育成效显著
2023年,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43760.7亿元、16737.3亿元和43944.1亿元,经济总量达10.4万亿元,取得了十年间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的好成绩。三次产业构成也由2013年的6.2∶35.7∶58.1变为2023年的4.6∶27.7∶67.7,新兴经济、高技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等现代产业蓬勃发展,截至2023年7月末,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00多家。
科技为要,“要素+平台+机制+政策”激活创新聚变效能。京津冀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一体优化科技协同创新生态。在科技创新要素方面,三地围绕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全方位、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推动专项”“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等课题,围绕新能源、先进制造、精准医学等领域开展联合研发。联合签署关于开展京津冀三地间技术交易数据共享的合作协议,加强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共同梳理发布了1155家京津冀科技创新券服务提供机构(开放实验室)目录,有效促进区域内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在科技创新平台方面,共同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立“(1+1+N)×2”工作机制,探索形成大学“育种”、中心“育苗”、企业“育材”、区域“成林”的“有核无边”协同创新格局。共建京津冀军民融合半导体产业联盟、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联盟和京津冀数字经济联盟等,联合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各方资源,为解决现代产业发展难题提供技术创新示范。在科技创新机制与制度方面,共同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协同专题工作组,联合签署一系列框架协议,共同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协同推动京津冀高精尖重点产业发展工作方案(2023年)》,为推动联合创新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协同创新生态建设提供强效支撑。
产业为本,“五群+六链+五廊”构建高精尖产业发展格局。十年来,京津冀聚焦高精尖产业发展,不断强链补链延链,加快引领区域产业升级和转型。以“五群”为重点,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聚焦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五大现代产业集群,加强产业集聚与合作,提高区域内各产业关键零部件替代率和区域经济贡献率。紧抓“六链”,深化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聚焦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六个现代产业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技术协同创新策源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高地、新技术应用示范高地和高端制造集聚区,构建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新体系。立足“五廊”,科学布局现代产业集群。依托中关村科技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保定高新区、雄安新区等优势产业园区,串联布局重点发展产业,形成京津新一代信息技术、京保石新能源装备、京唐秦机器人、京张承绿色算力和绿色能源、京雄空天信息五个产业廊道。
平台为基,“园区+开发区+营商环境”培育现代产业生态。十年间,京津冀精心培育和发展现代化产业协作平台,推动产业协同从“转移承接”逐渐转向“重点产业合作”。积极推进合作共建园区建设。以北京中关村为抓手,高水平推进天津滨海、宝坻、河北保定中关村合作园区和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建设,截至2023年底,中关村企业在津冀设立分支机构已由2013年的3528家增长至1万余家。依托开发区打造产业协同发展高地。依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工业园区的主导产业优势,建立专业化产业合作平台,吸引更多高端要素集聚、更多优质项目落地。2023年5月29日,京津冀联合发布《京津冀产业合作重点平台目录》,50家开发区及产业示范基地等入选产业合作重点平台。打造区域一体化营商环境。在区域商事制度、监管执法、政务服务、跨境贸易、知识产权保护5个重点领域加快推动政务服务标准统一、资质互认、区域通办,不断加强产业政策一致性、透明性。截至2023年,234项政务服务实现“跨省通办”,200余项“京津冀+雄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移动办”,依托三地自贸试验区联合推出179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的“同事同标”事项,建立健全跨区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协作,有效提高区域要素协同配置效率。
现存不足 多种因素制约产业发展水平
京津冀城市体系存在断点。从人口规模上看,北京和天津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而河北最大城市石家庄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与前二者差距较大。相比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缺少特大城市,城市体系存在断点。而且,区域内主要城市间经济规模差距持续扩大,影响了中心城市的协调带动作用。
三地产业发展梯度差距较大。北京已经走过了后工业化阶段,优势产业为产业链上游的科技创新和高端服务业;天津正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即传统产业向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过渡阶段;河北仍处于工业化阶段,优势产业主要是位于产业链中低端的钢铁、煤炭、建筑等高耗能传统制造业。三地产业发展梯度落差较大,制约了区域内产业的同步性和互补性。尤其是河北经济实力相对不足,吸引和承接高端产业时,显出较大局限性。
创新能力向产业动能转化不充分。北京创新产出的高效能,尚未充分转化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模优势。北京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两地实现产业化的比例不高,对津冀辐射带动不足。京津冀三地在创新研发能力与产业发展水平上的落差、北京创新成果供给与河北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错位、区域内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和人员的缺位等,是制约京津冀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
区域产业链各环节未形成高效协同分工。一是三地主导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规划布局尚未形成有效的规模态势,河北和天津产业相似度较高,津冀两地间、河北各地间的产业竞争大于产业协作。二是缺少整合和引领区域产业链的龙头企业,难以有效带动产业发展。三是区域内旁侧产业和关联产业缺失,产业的区域配套能力和配套水平不高,产业滚动发展、自主发展、集群发展能力受限。四是京津冀地区间城乡收入、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差距,制约了产业链在区域内的布局。
对策建议 细谋划、促协同、强引领、重生态
以“国之大者”的政治担当深化协同发展谋划。进一步增强推进协同发展的政治站位和使命担当,心怀“国之大者”,强化系统观念,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空间、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等各领域规划的顶层设计。全面夯实北京“四个中心”、天津“一基地三区”、河北“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北京主动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京津唱好“双城记”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河北在三地协同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彰显新担当,将协同重心从“建机构”转向“建平台”“建机制”,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以高新区为龙头引领京津冀生产力协同发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区域内国家高新区的资源禀赋、创新要素比较优势,构建京津冀高新区协同创新方阵,推动区域内高新区、科技园区、产业园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将高新区打造成为三地产业协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标杆,引领和带动区域内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依托中关村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契机,推动更多资源、服务等在区域内广泛延伸,促进更多新技术在京津冀转化和产业化,将北京的创新产出转化为京津冀产业增长的不竭动力。创新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举措,强化创新资源和人才高效流动,合力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以“六链五群”为重点引领协同新质生产力发展。以《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确定的“六链五群”为重点,推动京津冀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促进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共同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和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京津冀高精尖产业一体化水平。首先,在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方面,进一步明确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产业分工定位,着力实施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完善产业链延伸和政策配套,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协同培育机制,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京津冀产业协同提供新动能、新优势。其次,聚焦“六链五群”核心产业链,联合编制区域产业链图谱,为重点产业链“延”“补”“强”“优”提供精准“导航图”。再次,切实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制造业基础良好和河北应用场景空间广阔的突出优势,以创新协同促产业协同,推动北京科技成果和津冀创新应用场景紧密结合,加速形成“北京研发、津冀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产生“1+1+1>3”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区域优势。
以营商环境一体化为重点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在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以京津冀三地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常务副省(市)长联席会等协同机制为纽带,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作用,积极建设新机制、探索新治理、打造新引擎,形成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三地政府间利益共同体、市场主体间经济共同体、社会民众间命运共同体。深化三地在创新合作、产业协同、人才共享等方面的改革工作,完善税收分享、GDP分计等考核机制,建立健全异地迁移企业跟踪服务机制、京津冀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促进公共服务“跨省过河”,协同解决企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企业员工子女入学、就医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营造有利于产业协同发展的优良生态。
